目的:本研究探讨了我国公务员工作投入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检验仁慈、德行、威权三类家长式领导风格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并考察该调节是否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实现;通过揭示我国公务员工作投入对心理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为在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升公务员工作投入程度、改善部门领导体制、增强公务员心理幸福感、优化公务员心理干预策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选取来自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4}1名公务员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中文版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UWES )测量工作投入水平;通过家长式领导量表测量公务员所在本部门主管领导的三类家长式领导风格水平;通过Connor-Davidso“心理韧性量表(CD-RISC)中文版测量心理韧性水平;通过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中文修订版测量心理幸福感水平。通过同一问卷收集被试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数据。

首先使用Mplus 7.3对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完成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使用SPSS 22.0完成描述性统计、对工作投入、心理韧性和心理幸福感的人口学变量方差分析，并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结果筛选进入结构方程模型的人口学变量。在对有关变量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后，提出一个以工作投入为自变量、三类家长式领导风格为调节变量、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心理幸福感为因变量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最后，使用Mplus 7.3，在控制与中介变量和因变量显著相关的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观察变量路径分析，考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分别检验仁慈、德行和威权三类家长式领导风格下的模型拟合度和有效性，完成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

结果:描述性统计表明，我国公务员工作投入、公务部门三类家长式领导风格、心理韧性和心理幸福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体差异较大。人口学变量的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表明，对我国公务员，显著影响工作投入的变量为:婚姻状况(己婚高于单身)、政治面貌(党员高于非党员)、业务类别(行政高于业务):职务级别的影响为:处级以上的公务员工作投入程度显著高一于科员及以下人员，也显著高于科级非领导职务人员，但与科级实职人员的差异不显著;收入水平方面，月收入8000元以上者，显著高于5000元及以下者，但与5001-8000元收入水平者无显著差异。显著影响心理韧性的变量为:婚姻状况(己婚高于单身)、政治面貌(党员高于非党员)、宗教信仰(不信教高于信教)、工作类别(行政高于业务);月收入也对心理韧性有显著影响，但限于月收入8000元以上者显著高于5000元以下者， 50018000元组与其他两组的事后比较无显著差异。显著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变量为:性别(女性高于男性)、婚姻状况(已婚高于单身)、政治面貌(党员高于非党员)、工作类别(行政高于业务)、年龄C40岁以上显著低于40岁以下的两组)、职务级别(处级及以上显著低于处级以一下的三组);工作资历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为:工作5年及以下组显著低于6一10年组，6一10年组显著高于1620年组，1115年组和20年以上组与其他组比较无显著差异。

相关分析表明，我国公务员工作投入与心理韧性(γ=0.692, p<0.01)及心理幸福感(γ=0.297, p<0.01)显著正相关;仁慈领导风格与心理韧性(γ=0.433, p<0.01)及心理幸福感(γ=0.158, p<0.01)显著正相关;德行领导风格与心理韧性(γ= 0.401, p<0.01)及心理幸福感(γ=0.330, p<0.01)显著正相关;威权领导风格与心理韧性间的相关不显著，与心理幸福感(γ=-0.435,p<0.01)显著负相关;心理韧性与心理幸福感(γ=0.470, p<0.01)显著正相关。

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相关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工作投入对心理韧性(β=0.683 , p<0.001 )和心理幸福感（β=0.284, p<0.001)具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仁慈领导风格对一心理韧性（β=0.406, p< 0.001)和心理幸福感（β=0.147,p<0.01)具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德行领导风格对心理韧性（β=0.354, p<0.001)和心理幸福感（β=0.288, p<0.001)具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威权领导风格对心理幸福感具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363, p<0.001)，心理韧性对威权领导风格的回归不显著;心理韧性对心理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465，p<0.001)。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表明，德行领导风格对我国公务员工作投入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具显著正向调节效应(γ=0.084 y p<0.05 )，而威权领导风格具显著负向调节效应(γ=0.170, p<0.001)，仁慈领导风格的直接调节效应不显著;心理韧性是德行领导风格调节效应的完全中介，是威权领导风格调节效应的部分中介(经由中介的间接调节效应为-0.04，占总调节效应的23.5% ) 。

结论:我国公务员工作投入可以正向预测其心理幸福感，但公务员工作投入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受到了德行和威权领导风格的影响，表现为高德行领导或低威权领导风格下的公务员能在更大程度上通过工作投入促进心理幸福感，且该影响需通过公务员自身的心理韧性发挥作用。因此在现实情境下，可以在以提高公务员工作投入促进其心理幸福感的同时，提升德行领导水平，并遏制威权领导的危害。